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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婴儿的博客

生就小杂家,死成空空匣。死生都非我,哋嚠萌萌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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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出生于三年灾害末——农村, 成长于十年动乱中——学校, 工作于改革开放初——城市, 挂网于百无聊赖日——群组。 人生信条: 行正道、淡看沧桑, 言正事、莫违真心, 顺自然、不可强求, 忘得失、自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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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陈志武《中国政府的规模究竟有多大?》  

2013-02-10 18:41:00|  分类: 我的日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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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帝制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中国今日又逢盛世,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子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即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我们或可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居民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是,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1950年以前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实行了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的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都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他现代产业在全球来说最发达,此外,它还扮演世界警察角色,所以它的政府职能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

然而,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这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中国有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规模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一开始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1995年间确是如此走向。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方方面面的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里“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了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会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已经远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规模,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在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个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仅增长1.2倍。

 

财政税收之外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并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同样于GDP的增速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资产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持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GDP的速度增值,也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

美国家庭资产的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既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所有。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的原因。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总共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了?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发展中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他市场经济国家比。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仅占GDP的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政府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国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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