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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约婴儿的博客

生就小杂家,死成空空匣。死生都非我,哋嚠萌萌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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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于三年灾害末——农村, 成长于十年动乱中——学校, 工作于改革开放初——城市, 挂网于百无聊赖日——群组。 人生信条: 行正道、淡看沧桑, 言正事、莫违真心, 顺自然、不可强求, 忘得失、自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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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俄国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  

2013-07-16 13:09:34|  分类: 转载文章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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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自《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金雁、秦晖著)

列宁这种做派的确使他后来占尽便宜。但他并不是神仙。直到二月革命前一个多月他还在瑞士流亡地悲叹自己这个“老人”(当时他只有46岁)是看不到革命了。如果没有二月革命后的那种形势,列宁再会玩政治也是不管用的。

而革命何以会发生?对此,杨震先生集中抨击我关于“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之说。然而有趣的是:至少在事实判断方面,杨先生的长篇大论与其说是在驳斥我,不如说是在证明我的结论。不是吗?杨文通篇说的就是斯托雷平改革如何引起了普遍的不满,而正是不满改革的势力发动了革命。这不就是我的论点之一吗?这样的论说能构成对我的挑战?杨先生与我的对立无非是在价值立场上:他认为斯托雷平很伟大(但不知为何很孤立),反对他的人(不知为何如此之多)很邪恶,这种反对是无理取闹。而我并未否定斯托雷平的个人品格(这可以看我们的书),但认为他代表的权贵利益取向和专制体制导致了改革的不公正,我也并未对“反改革的革命”幸灾乐祸、拍手叫好(在批判民粹主义方面不客气地讲,我绝对是他的前辈,否则也不会成为吕新雨先生的靶子),但认为这种革命事出有因,合乎逻辑,要免于重蹈覆辙就得注意公正和民主。我们这种立场招来了杨先生的批判,但光是价值批判不太廉价了吗?

要驳斥“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在逻辑上杨先生应该证明三点:第一,这改革是公正的,并非不公正。第二,这革命不是反改革的,而是嫌改革得不够或者太晚,总之是与改革同方向的。第三,这改革与革命无关,无论改革“公正”与否、革命“反改革”与否,两者并没有因果关系。杨先生如果同时证明了这三点,或者至少证明了其中之一,那算他有本事,我们服输。

可是他证明了什么?在上述第二、第三两点上,杨先生其实是在证明我们的论点,而且似乎比我们还极端。我们说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还只是就社会与心理基础而言,“不公正的改革”造成的社会不满使“反改革的革命”成为“大概率事件”,但我们从未说斯托雷平改革绝无成功可能,一定引起革命,相反我们提到过如果沙俄不参与发动战争而又打了败仗,“普鲁士道路”未必一定堕入深渊(尽管沙俄走向战争的动因之一正是斯托雷平煽动民族主义来弥补因改革不公正而凸显的统治道义危机)。但是杨震却极力渲染斯托雷平因改革而变得四面楚歌、“非常脆弱”、“不堪一击”,反而把“大概率事件”几乎说成必然的了。最搞笑的是杨先生说我“误读”了历史,并煞有介事地“反驳”说:不是改革引起了革命,而“正是(因为)改革的失败才没有挽回颓势”。这也算是一种反驳?“失败”和“没有挽回颓势”不就是一回事吗?这能构成因果关系?改革不招致强烈反对它能“失败”和陷入不可挽回的“颓势”吗?而革命不就是这种反改革的“大潮”掀起的吗?

至于第一点,杨震先生只是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斯托雷平改革的方案并非不正义,如果正义是指尊重财产权的话”,就再无任何论证。似乎只要是化公为私,无论采取什么手段就都是“尊重财产权”,因而都是“正义”的。我国如今也的确有些人在鼓吹公共财产等于“无主物”,谁抢到了就是谁的,别人不准质疑。我要说:正是这种说法(和做法)在败坏产权改革的声誉,而从反面为民粹主义大潮推波助澜。然而这世界上那么多承认私有制的国家,包括公认的私产保护最完善的西方各国,有哪一个承认以权谋私、贪污公款为“正义”,不准追究,否则就是不“尊重财产权”?相反,能够以宪政民主制度捍卫“群己权界”、约束权力禁止其化公为私的国家,不也正是那些能够禁止权力随意侵犯民间私产、真正“尊重财产权”的国家吗?从另一面看,能够不受制约地以右手“化公为(权贵之)私”(如杨震先生为之辩护者)的国家,不也正是最能以同样不受制约的左手“化(百姓之)私为公”(如吕新雨先生为之辩护者)的吗?

关于斯托雷平做法的具体不公正之处我们在书中已经说了许多,杨震对此并无质疑,我也就不再赘言。杨震为斯托雷平所做的全部辩解只是说改革十分迫切,已经迟了,斯托雷平是在亡羊补牢等。但是改革迫切不迫切和改革公正不公正是一回事吗?“迫切”的改革就没有公正与否之别?农村公社的桎梏需要解除,而且这种需要很迫切,这一点不仅是我,甚至就是列宁,如前所述他也是承认的。但是“分家”就只能“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而不能有另一种分法?甚至不能允许别人提出另一种分法?提了就镇压?杨震说1861年改革不彻底,留下后遗症,斯托雷平是在亡羊补牢。说的不错。但除了“不彻底”,1861年改革就没有不公正的问题?就不需要“亡羊补牢”?可是后来斯托雷平岂止没有亡羊补牢,他简直是在火上浇油。

换言之,“不公正的改革”在俄国并非自斯托雷平始,正如杨震自己也提到的,此前的1861年改革就有“权贵私有化”的问题。代表农民的劳动团议案就是针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而杨震先生却斥之为“农民的保守与反改革”行为。他还煞有介事地问:“(斯托雷平)改革尚未实施,反改革的方案就已经抛出,改革引发农民不满的说法,在时间上如何成立?”然而,他自己就已经“在时间上”证明了1861年改革的不公正引发农民不满,导致劳动团议案,而斯托雷平的改革又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不满,导致俄国最终走向革命。更何况,劳动团议案提出时斯托雷平改革虽然“尚未实施”,但斯托雷平式的政府改革方案已经提出,劳动团议案既是针对1861年旧有的不公,也是针对这个新的不公平方案的,这怎么就不是“改革引发农民不满”呢?

延伸阅读

1《经济人生(著名经济学家樊纲带你领略经济学的风采,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2《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本经典到难言的好书!秦晖金雁夫妇讲述俄国现代化之路,深层解读中俄两国奇特的命运纠葛)

3《十年沧桑(关注东欧,就是关注我们自己。秦晖金雁夫妇解读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转轨与思想变迁)

4《日本国会议员谈中国(蒋丰看日本,让我们从这里看日本政界的“情报”。)

5《即将来临的第三次世界大萧条(当代中国经济的四大精神领袖之一刘军洛最新力作,谁为中国经济布下死局,中国民众的最后保障又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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